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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协和医院唐福林撰文纪念恩师“中国风湿免疫学之父”—张乃峥教授

发表者:唐福林   日期:2020-12-24   浏览次数:228   评论次数:0  

      唐福林,北京协和医院有杰出贡献的教授之一,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第三任主任,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第五届主任委员,中华风湿病学杂志副总编,中华医学杂志常务编委。从事内科临床工作50余年,着重于风湿免疫临床科研工作40余年。曾获卫生部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卫健委授予的“优秀共产党员”、“北京市医药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等称号


       名德重望,仰之弥高。在北京协和医院风湿免疫科成立四十周年暨张乃峥教授诞辰一百周年之际,董怡、唐福林、于孟学、张文、曾学军教授等纷纷撰写文章,深切缅怀中国风湿免疫学之父—张乃峥教授。本文选登唐福林教授《恩师张乃峥》一文,分享协和先贤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敬业精神。

       张乃峥教授出生于1921年9月,1947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八年制,获医学博士学位。1949年后一直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历任内科住院医师、主治医师、讲师、副教授、教授。张乃峥教授将其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医学事业,开创了我国的风湿免疫病学科。作为“中国风湿免疫学之父”,他以严谨、求实和创新的精神,高瞻远瞩地引领和推动我国风湿病学事业的发展。


恩师张乃峥

(唐福林)

       1978 年秋,经过十年“赤脚医生”的磨练,我幸运地考上了“文革”后的第一批临床研究生。师从张乃峥教授,深感荣耀和自豪。在三年硕士研究生的学习工作中,他那严厉而又慈祥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浮现在我的脑海。张乃峥为我国风湿病学科的建设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我国风湿病学科的奠基人。

       上世纪 50 年代初,张乃峥教授致力于热带病的研究,在国内首创“黑热病补体结合试验”,并发表了颇具影响力的“黑热病补体结合试验的诊断及其预后价值”论文。60 年代初,他被国家派往前苏联医学科学院学习风湿病学,回国后建立了类风湿关节炎的重要血清学诊断方法,即类风湿因子的测定。随后国家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张乃峥于 1976 年被派往广西桂林参加援助越南的医疗任务,此时他潜心研究的风湿病学遭中断。“文革”以后的 1978 年,他招收了3名临床硕士研究生,我有幸是其中之一。1979 年,由他任组长,带领当时协和医院感染科的董怡教授等五人成立了风湿免疫学组,并筹备风湿免疫病房和实验室,开始风湿免疫专科门诊。1980 年正式建立风湿免疫科,1983 年由世界银行贷款成立了风湿免疫实验室。我作为首批风湿免疫科的研究生,参与和见证了该学科建设的全过程。

        1979年冬,张乃峥教授出国前向医院递交了申请建立风湿病学实验室的报告,委托宋琴芳等办理此事,最终确定了实验室位置、设备和人员。风湿免疫科实验室就这样诞生了。

       张乃峥卓越远见的犀利目光和严谨求精的科研作风令每个人肃然起敬。我的论文题目起初是研究“淋巴细胞转化”,当时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所进行。有一次国外风湿病学专家到我科病房查房,发现我们科不能进行抗可溶性核抗原(ENA)抗体的检测,该专家回国后居然写文章嘲笑我们,说什么连抗Sm抗体也不能测定,还能诊断红斑狼疮吗?张教授看后非常生气,要我将论文改为抗ENA 抗体的研究,并建立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的特异性抗体(抗 Sm抗体)检测,同时寻找我国混合性结缔组织病(MCTD)患者。在一年多的科研时间里要自制抗原、建立抗体检测方法和发现阳性患者,谈何容易!请教当时基础研究所的免疫教研室的老师,他们认为这么短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该课题的。我回到科里,战战兢兢地请示张教授:“我做不出阳性结果怎么办”?他非常严肃地回答我:“你知道什么是科学研究吗?不管是阳性结果还是阴性结果你都可以写论文。即便是阴性结果也能告示别人你所采用的方法是不可取的。”

       在那个无空调的年代,夏天里从小牛或兔胸腺提取ENA会失去抗原活性,所以我通常在后半夜开着电扇,在冰块浸泡中操作,或穿着棉大衣在冷藏室进行实验。为研究血凝法,还要自己养羊,定期抽绵羊血细胞进行抗原包被,用血凝法检测抗nRNP抗体。记得有一次我凌晨三时多爬基础所的围墙回宿舍睡觉,被传达室值班人员抓住审问了好久。经过无数次的失败,终于采用参比电泳,对流电泳,免疫双扩散和血凝法等,有了阳性结果,但无法确定是Sm、nRNP抗原。真是上苍给力!我将自制抗原和阳性血清,冻干成粉末,从信封中寄至当时正在伦敦研修的董怡教授,请她帮助鉴定。董怡教授迅速回复,并将鉴定结果拍照片寄回。这真是雪中送炭啊!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董教授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在我取得了阳性结果后,我诊断了首例中国人MCTD患者,并分析了其临床特点。在 1982 年中英风湿病研讨会上,张教授报告了我国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抗Sm抗体的临床诊断价值及其临床意义。

       1983 年秋,全球首次报告Sm抗体的EN. Tan 教授来我院访问时,张教授特意安排我送他去香山饭店入住,后来我才知道,张教授是让他在车上面试我,让我去他的实验室进一步研究和开发抗ENA抗体谱。半年后 EN. Tan教授发出邀请,同意我在他的实验室工作、学习,一切费用由他负责。1984年8月在我出国前夕,为帮助我锻炼外语听说能力,张教授花了很多时间,将日常会话和专业用语亲自录音,让我反复练习。在国外学习工作二年后,张教授特意去美国看望我,嘱咐我按时回国,为开展研究做好下一步准备。

       1984 年 8 月,唐福林赴美国 Scripps Clinic 自身免疫病研究中心进修体液免疫学。图为出国前张乃峥教授亲自到机场送行。

      1986年1月我回国时,张教授要求我为他正在国内研究红斑狼疮脑病的研究生带回活的细胞株。我向乘务员、机长再三请求,把细胞株带上了飞机。在飞机上为保住细胞株存活,我将培养瓶按压在胸口,尽可能保持37℃;必须冷藏的试剂放在存有干冰的手提箱中随身携带,并托运了一箱实验常用试剂,小型仪器和20多公斤的书藉资料回国。

      张教授学术上的严谨求精,有时让我感到害怕。每当我实验结果不理想,他耐心地帮我分析;有了阳性结果,他也要亲自观察。记得我毕业论文每送一稿,他都会挑出毛病,前后修改了6稿似乎还不满意。他给学生的考题似乎并不难,但常常就会答错。如有一道关于系统性红斑狼疮血清学诊断的试题:狼疮患者血清中特异性抗体是抗Sm抗体、抗SMA 抗体抗SM抗体……哪一项是正确的?他考的是学生的基本功 ! 协和的严谨和求精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张教授的严谨还表现在诊治每个病人的过程中,他常说诊断标准不是绝对的,治疗的精准要靠经验的积累。在他主编的我国首部“临床风湿病学”(1997年)专著中,无论在诊断和治疗的描述中,都有他的独到见解。他常抓住主要矛盾全面分析,即使不符合诊断标准的早期病人也会积极治疗,而最终结果往往证明他是正确的。正如他在该书的前言中写的:“本书不是一本风湿病学很全面的宏著,不求全,不求深……反映出对主要风湿性疾病目前的共识,研究趋向和争议......有助于推动风湿病学在全国的建立。”

       张乃峥教授 1999 年主编的《临床风湿病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集合了当时最新的风湿病学研究成果和本人多年临床实践经验,成为风湿专科医师的必读之作。

       张教授对我国风湿病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上世纪70年代,他申请到世界银行贷款,积极开展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对当时长期被误认为“中轴型类风湿关节炎”的强直性脊柱炎(AS)开展研究,调查后发现该病不是类风湿关节炎的亚型,而是与HLA B27基因相关的独立性疾病。虽然其早期有外周关节滑膜炎,且病理组织检查与类风湿关节炎相同,但本病的特征之一是肌腱末端炎。我国强直性脊柱炎(AS)患病率为 0.26%,男女之比为 10.6 : 1。三十多年前原发性干燥综合征(pSS)被认为是罕见病,或被诊断为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临床上某些肾小管酸中毒或多发肾结石的患者因为诊断不明,只能长期对症治疗。但随着抗SSA、抗SSB抗体等自身抗体的深入研究,原发性干燥综合征才被认为是一种独立性的疾病。张教授积极组织临床多学科(口腔、眼、肺、肾和消化等)全方位研究,发现该病的患病率为0.3~0.7%,发病年龄在40~50岁,男女之比1:9~1:20。上世纪80年代张教授组织北京、汕头、黑龙江等地区的风湿科医师对类风湿关节炎(RA)汉族人群调查后发现,其患病率为0.32~0.36%,并对该病的治疗提出了新的见解。他在书中特别指出糖皮质激素的用药理念:小剂量糖皮质激素可缓解多数患者的症状,在慢作用药物(DMARDs) 起效前可发挥其“桥梁”作用,并强调不需要用大剂量激素时则用小剂量,能短期使用者不长期使用。为了寻找治疗类风湿关节炎的新药,张教授派人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进行雷公藤多甙治疗类风湿关节炎作用机理的研究。数十年的研究结果表明该药有广泛的作用机制,除用于类风湿关节炎外,还可以用于治疗多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系统性红斑狼疮、皮肌炎、干燥综合征、血管炎等)。张教授曾用了三年多的时间走访农村、厂矿,对SLE进行了流行病的调查研究,发现我国该病的患病率为70/10万人左右。张教授丰富的临床经验和广博的基础理论知识,将一些疑难病、少见病和新疗法揭示出来。如首次在国内诊断原发性中枢系统血管炎,首次鞘内注入甲氨喋呤和地塞米松治疗神经精神型系统性红斑狼疮,首次在北京协和医院进行系统性红斑狼疮肾穿刺的病理检查等。

      张教授在工作中是我的严师,没有他的严肃、严厉的教诲,我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

      我是带薪学习的研究生,按规定毕业后必须回原单位,张教授从学科的发展出发,要我留院进一步深入研究,以便将论文成果转化为实验室常规检测。张教授亲自写多个报告,通过各种渠道,最终把我留下了。从此抗ENA抗体的免疫双扩散检测方法在我科实验室扎下了根。那时张教授带着我和实验室的技术员到大连、沈阳、青岛等地帮助当地检验人员开展 ENA 的提取和抗 ENA 抗体的检测。时至今日,我科仍在坚持抗 ENA 免疫双扩散检测的手工操作方法,从而增强了临床诊断的特异性。

      张教授是我生活中的慈父。他把他的学生当自己孩子,常常问寒问暖。永远忘不了在读研期间,每当周末、节假日,请我们去他家改善生活,增加营养。他亲自掌勺烹调,至今美味可口的乌鱼蛋汤、营养丰富的红烧海参还有很多美酒,让我们回味无穷。

      1984年在我出国深造前夕,张教授得知我工资微薄,他毫不犹豫的拿出2000元人民币为我置装,还手把手教我打领带,亲自送我上机场。临行的前夜,专门为我召开了一次党小组会,他再三告诫我要努力学习,为国争光,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他的丰功伟绩将永远载入中国风湿病学发展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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